近日，应急管理部全面启动2022年度化工园区安全整治提升专家指导服务，第一轮的6个专家组已分赴湖北、贵州、陕西等地开展指导服务。

近年来，化工产业正加速向中西部和东北地区转移，今明两年预计将有471个项目集中投产。《产业发展与转移指导目录》指出，西部地区具有广阔的发展空间、巨大的市场潜力和突出的资源优势，除上述提及的化工产业外，冶金、工贸、新能源等产业，正向内蒙古、广西、云南等地区的40个经济区（带）转移。

产业转移对东部产业转型、西部大开发和协调全国经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个必然趋势。但这也给产业承接地区带来安全管控方面的新挑战。那么，面对产业转移的大趋势，西部地区是否已做好了安全准备？对此，记者进行了调查。

当前面临哪些风险？

从贵州、云南、广西、内蒙古等西部地区公布的数据看，近年来，地方整体安全水平稳定向好，但安全生产问题仍然存在。今年，贵州相继发生毕节市建筑工地“1·3”重大滑坡事故、黔西南州“2·25”三河顺勋煤矿顶板垮塌事故2起重大事故，引起各方关注。类似的安全事故也发生在广西、云南、甘肃等西部地区。而2020年甘肃张掖耀邦化工科技有限公司“9·14”较大中毒生产安全事故等发生在产业转移企业中的安全生产事故，更是为西部地区敲响了安全警钟。

西部地区原本工业基础薄弱，且自身安全生产水平有待提升，在产业承接过程中又迎来高危行业、新兴产业等多重安全挑战。目前正在参与化工园区专家指导服务的中国化学品安全协会总工程师程长进介绍，近一年来，全国发生的12起化工较大事故中，有7起发生在异地转移的危险化学品企业，占比达58%。按照危险化学品项目2年至3年的建设周期，今明两年预计将有471个项目集中投产，占转移项目数的75%。他说：“产业转移安全风险已经成为当前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领域的一个突出问题。”

除了可能导致安全事故的直接风险点外，西部地区部分企业在安全方面的投入也呈现出令人担忧的状态。在辅助地方进行安全监管和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过程中，广西安生安全技术有限公司的吴洪涛在为企业提供安全技术服务时发现，部分企业重经济效益，部分企业负责人只将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挂在嘴边，而没有落实在引进安全设施、配备安全管理人员和专业技术人员等具体行动方面，导致安全投入台账和实际安全工作“两张皮”。

云南巨星注安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的李斯桂认为，化工一直以来都是公认的安全体系较为完善的行业，在产业承接过程中仍然面临较多的安全风险和事故隐患，更何况其他行业领域？他说：“我长期从事安全技术服务工作，仅就云南地区的情况而言，通过非煤矿山转型升级、危险化学品整治搬迁、冶金等工贸企业巡查预警及三年行动计划的实施，云南省的安全生产工作确实取得了一些成效。但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似乎遇到了一个发展中的瓶颈，想进一步提升安全水平，难度更大了。”

西部地区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在实际工作中，也遇到一些棘手的难题。广西防城港市应急管理局局长巩发明坦言：“在实际工作中，我们面临部门执法监管人员编制少、相关专业人员不足、专业监管能力水平有待提高等问题。”与此同时，他认为，事故应急救援工作中，各有关部门之间如何有效沟通，从而灵活有效地处理好应急预案与实际环境之间存在的问题，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考验。有些地方只重视前期事故调查和处置，却忽视吸取事故教训这一环节。

多重风险因何而起？

美国安全工程师海因里希的事故因果连锁论指出，尽管伤害可能在某个瞬间突然发生，却是一系列事件相继发生的结果。西部地区所面临的这些安全风险，也有脉络可寻。

就自然风险而言，云南曲靖市麒麟区应急管理局一位曾从事煤矿监管工作30多年的工作人员说：“当前煤矿事故类型主要有瓦斯、水灾、顶板、煤尘和火灾等，原因有地形复杂等自然因素，也有矿井通风、防水措施不到位等人为因素。归根结底一句话，安全责任未落实到位。”

不少接受采访的专家都认可这样的说法，即90%的安全生产事故是由人为失误造成的，产业承接地的企业安全管理不到位是引发风险的根本原因。中国矿业大学（北京）教授傅贵认为，地区的安全状况主要与企业的管理状况有关。

华北科技学院教授刘伟分析说：“按照马斯洛需求理论，西部有些地区还停留在‘吃好穿好’的阶段，对于安全的需求没有那么高。东部有些地区发展比较快，对安全的需求更高。本质安全是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所达到的安全水平，是动态的。怕的是在产业转移的过程中，企业只注重经济效益，将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抛于脑后。”

李斯桂补充到，以云南为例，企业呈现“规模小、分布散、基础差”的特点，一些小作坊式的企业往往是安全监管的难点。他说：“某县级市有规上企业100余家，这些企业的安全生产管理是较为规范的，发生的事故较少，但规下企业达数百家，规模小、人员少，什么全员安全生产责任制、生产经营单位主体责任、安全管理机构、安全管理人员、安全规章制度、安全操作规程、事故应急预案等基本上都没有，即便有也与企业实际情况不符，无论是企业负责人还是企业员工都对安全风险一知半解甚至一无所知。这些企业设备设施安全条件差、基础管理缺失、员工安全意识淡薄、安全技能不足，生产安全事故时有发生，安全风险更大。”此外，李斯桂认为，近年来，在正常生产状态下发生的生产安全事故逐年下降，但在项目建设和检维修过程中的外包工程发生的事故数量则逐年攀升，对外包单位的安全监管工作应更加重视并进一步加强。

企业全员安全意识淡薄、安全投入不足也是兰州正创石化设计有限责任公司的丁冠政在分析甘肃发生的事故时指出的原因。他说：“主要管理人员安全意识淡薄，个别企业安全设施未投入就开始试生产。企业制定的安全管理制度形同虚设，主要用于应付检查部门，实际上对精细化工反应风险评估报告并未认真研究，更没有将风险评估报告的结果应用到生产过程中去。”

去年年初，国家发改委发布了《西部地区鼓励类产业目录（2020年本）》，对西部地区的产业目录进行了更新。对各行业的产业转移，西部地区产业承接地的监管缺失、监管能力有限、把关不到位等也会埋下安全隐患。正如巩发明所说：“隐患是动态的，问题也是动态的。”

吴洪涛分析：“近年来，广东、浙江、江苏的一些产业转移到广西，产业的安全要求和当地能达到的安全水平确有一些偏差。在一些案例中，为了使项目尽快落地，地方弱化了引入前的安全风险考量，部分企业建成时才被发现存在甚至比较严重的安全问题，继而开始修整。项目引入在前，监管在后，很容易埋下安全隐患，又给企业造成经济损失和资源浪费。”

李斯桂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说：“有些地方为发展经济引入了产能落后的项目，把安全监管后置。而有的入驻企业将自己视为助推当地经济发展的‘救世主’，没有把地方负有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放在眼里，一被处罚就找领导‘帮忙’，导致一些地方安全生产年度执法‘零处罚’。近年来，云南省成体系地引入了一些如锂电池正极材料、单晶硅棒（片）建设项目，这些项目涉及的有些工艺还在摸索中，尚不成熟，相应的安全标准也未出台，监管的难度和风险都很大。除此之外，‘管行业必须管安全’尽管已经被写入新修改的安全生产法，但实施难度很大，齐抓共管的局面并未形成。生产经营单位的生产经营活动，除了应急管理部门之外，还涉及行业主管部门和其他负有安全生产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例如，企业特种设备由市场监督管理局管、环保设施由生态环境部门管、职业卫生由卫健部门管、建筑施工单位由住建部门管、爆破物品由公安部门监管，等等，每个部门分管的范围都涉及生产安全，但遗憾的是齐抓共管、协同共治的监管机制没有形成。”

正如程长进所言，综合来看，转移项目本质安全水平低、企业安全基础薄弱、从业人员专业技能素质不达标、承接地安全准入门槛不高、监管缺失、安全监管能力不足等都有可能对西部地区的安全生产形势产生影响。

近日，产业转移重点县专家指导服务组在重庆市长寿区开展现场核查。

面对多方面挑战如何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面对新的风险、安全需求提升等多方面的挑战，承接产业的西部城市应当如何提升本质安全水平？刘伟认为，产业从经济发达地区向欠发达地区转移是必然趋势，关键是要找准发展和安全的动态平衡点，在获得较高利润的同时，将事故率稳定在相对较低的范围内。他建议采取科学、合理的方法让安全跟上经济发展的脚步，比如完善安全标准、提升设施安全水平、加强对人员的安全培训等。

具体地说，西部地区的企业该如何担负起主体责任？吴洪涛认为，产业承接地要明确引入企业的标准和条件，督促企业加强与各方的安全联动，以获取当地最新的安全信息和服务，配备好安全设备和人员。对于自身风险性较大的产业，可采用集中区域的方式，减小影响的范围。企业对于引入的涉及新工艺的项目，要配套相关安全标准和制度，加强物联网、信息化和自动化建设，强化事故应急预案的制定与定期演练。

在监管方面，巩发明认为首先需将安全生产工作的关口前移。他说：“为优化营商环境，我们从招商引资阶段就开始对引进企业开展安全生产服务，根据安全生产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中关于建设项目安全设施‘三同时’的规定，指导企业做好建设项目安全设施的安全预评价、安全设施设计、试运行和竣工验收等工作，并加强对其全过程的督促和安全监管，确保企业的安全生产工作在源头上得到保障。下一步，我们将探索对企业单位责任监管更有效的方式。”

甘肃省也在探索更适合引入地方产业、项目的安全监管方式。据丁冠政介绍，为提升安全水平，甘肃省应急管理厅颁布了《甘肃省精细化工企业安全技术规定》，指导企业和主管部门严格按此规定进行安全条件审查、安全设施设计审查、试运行审查、安全设施竣工验收审查。

李斯桂则建议建立多部门联动联防机制，厘清各自的安全监管范围和职责，组建联合检查组，推进异地和跨级执法检查机制。同时，建立安全风险分级分类监管机制，对安全风险高的行业和领域实施重点监管，必要时引入专家技术服务充实监管力量。

在监管能力提升方面，云南省曲靖市实施了引才计划。曲靖市麒麟区应急管理局的工作人员介绍，除了深化专项整治、加快推进产业升级改造和推进产业科学发展外，为提高安全监管水平，去年市委、市政府实施了“珠源百人计划”，从中国矿业大学等知名院校，引进100名应届生充实到各县（市、区）培养锻炼。截至目前，曲靖市工业项目中能源项目仅占八分之一，其余均为工业新兴产业项目。具体来看，曲靖市一季度开工的重点项目中5亿元以上投资的产业项目有24个，10亿元以上投资的产业项目有13个。

对于引入的传统项目和新技术、新工艺项目，刘伟认为应采取不同的监管方式。对于自身安全风险大的传统行业，安全监管标准和手段相对成熟，可通过成熟的、科学的方式方法，化解各类风险隐患；对于新技术、新工艺，要特别注意各种未知的潜在的新型风险。这方面更需要有关部门做好安全标准的制定、提高新设备安全达标水平、加强新员工安全技能培训、创新安全宣传方式、强化应急演练等工作。他说：“不仅要在招商引资时对行业安全有清晰、全面的认识，督促企业加大安全投入，还要加强对同一地区、同类事故特点的深入研究。”

除了让企业和相关监管部门担负起责任外，李斯桂认为，安全关口前移，不是一两次检查就能解决问题的，也不是应急管理一个部门就能解决问题的，而是要从增强全员安全意识着手。

傅贵的观点与之不谋而合。他认为，搞好安全生产，东部地区和西部地区都一样。每人把自己分内的工作做到位，事故就可以避免一大半。他建议：“有效培训、将应用事故致因理论作为指导是当前最大的事情，如此才能实现连续积累，提高安全水平。”

从长远来看，他建议西部地区从改变装备、产业结构等入手，推动安全与产业发展齐头并进。